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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地中思考_社会学

来源:https://www.wzchild.com 作者:人文科学 人气:140 发布时间:2019-05-30
摘要:《乡土中国》收集的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根据他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并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正如

  《乡土中国》收集的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根据他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并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正如费孝通先生自己所说,“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看这本书对我而言是有些吃力的,因为它的确几乎没有描写性的段落,偶尔有也是为提出概念和阐释观点服务。

  我觉得解读乡土社会比分析一个所谓的现代化社会要困难,因为现代社会是更规范化的,有明确的可供研究的各种制度条文,针对某种社会现象的研究也更容易得到结论,而乡土社会是更散乱无序更原始的,许多新概念的提出都要经过长期的观察与提炼,也需要在古今中外进行大量的对比。同时,我对乡土社会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因为我自己童年时期大量时间是在乡村度过的,不论是书中的插图还是书中的文字内容,都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感。因为以上两大原因,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本书。

  第一章叫做“乡土本色”。“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开篇的第一句话有为全书定调的意味。事实上,“乡土”意味着和泥土打交道,而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与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相比,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几乎微不足道。在绵延的乡土历史中,整个国家的形态保持着惊人的稳定。正如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所说,“我们这个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由数不清的农村组成的一个巨大集合”。统治阶级权力不断更迭,社会生产力缓慢发展,但农村只是从原始社会的“老死不相往来”走到了单个集体人数增加但仍然相对隔绝的状态。因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自给自足,不需要与外界发生关系,而一个个村落中人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往往不在于生产上的互助,而在于人情的往来、情感的交流。

  “安土重迁”是中国人历来的传统。土地对于生活其上的人而言有重大的意义,并且,这土地只能是故乡的土地。这不仅仅是因为土地能够提供粮食延续生命,更是因为祖祖辈辈生长于斯,人与土地有了超越物质需求的情感联系,人与环境已经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熟悉与亲切感。这是一种微妙而恒久的长情,因为它甚至不是一个人一代人的情感体验,而是一代代人在血液里的情感积淀。他们的记忆基于土地也基于土地上附着的整个群落。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但中国人骨子里还是有对土地的依恋感的,至少“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接下来是“文字下乡”。看到这一节时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发现在我所接触到的乡村,确实很大部分村民是不识字的,而稍微有些文化的青年人都更希望外出谋生而不是留在乡下。再往前推,封建时期更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接受教育,读书识字更多是统治阶级的特权。这就意味着,与土地打交道的确实大多数是文盲。因为与土地打交道不需要文字,大自然是不识字的,春种秋收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而人与人之间不需要发生多少交易,不需要记账记事,日常的对话也不需要文字辅助。乡间的娱乐活动并不多,也称不上高雅,也就用不到文字。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看法是,文字,甚至是语言,有天然的局限性。文字工具类似于一面大筛子,让思想情感滤过成为一个个字词,而文字再精妙,筛孔再小,在过滤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思想情感的被曲解与走样。在一个字一个词诞生以后,它所承载的意义只能在人群中达到大多数的一致,但每个人所自我赋予的意义是天然存在差别的。文字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但有时候它的地位被过分抬高,而目不识丁的乡下人常常就被称作文盲,进而被视作愚昧无知。事实上,一个人是否无知并不能用文字的掌握程度来衡量。虽然在现代社会,绝大部分知识与信息都需要文字来传达,但其实在乡村中也有另一套知识体系,只是应用场景不同。并且,乡土社会的交流更多依赖一种属于经验领域的默契,或者说,大部分时候不必说文字,连语言也不需要,通过点头、撇嘴等等微妙的动作和表情变化,交流完全可以完成。仔细想一想,乡土社会中人与人需要交流的场景比城市要少得多,反而是人与土地、与自然的交流来得多。从这一点来说,乡土社会并不就是愚昧无知的代名词。

  值得一提的是,费孝通先生在写“文字下乡”时用了两节,这在整本书是唯一一次。在第二节中,费老主要强调的是文字下乡在时间上可能存在的意义。也许有人说,假如要考虑代际间的传承,文字无疑是不可替代的。但事实上,在经验记忆的传承上乡土社会中的语言往往比文字更加威力惊人。文字毕竟是脱离人类独立的无生命的工具,传承千年的古籍在现代变得晦涩难懂,因为文字自身是不连续的,但人的用语习惯、对字词意义的界定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除非每一代人都对上一代流传的文字进行不断地解释,否则依赖文字传承的知识和记忆都会打折扣,区别只在于折扣的大小。但在乡土社会就不同了。所谓的经验,就是在无数次重复之后形成的熟悉感觉。在乡土社会中,其实每一代所面临的环境、面对的问题是大同小异的,田野山川几百年也不会有变化,夏种秋收的方式也亘古如此。一个出身在乡土社会的孩子,从小就跟在父母身后目睹了这一切,面临了问题也可以从长辈那里得到经验,因为大家对这一切都太熟悉了。在完全不需要文字的情况下,经验得以完整地传承下去。所以文字在乡村中罕见并不是因为不能够,而更多是因为不需要,因为有别的工具代替了文字。

  接下来要提到的是乡村中的人际关系问题。费老用“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区分西方社会与中国乡村。在西方,有许许多多的社会团体或者说利益集团,个人分属哪些团体是分明的,也就是所谓的公私分明。而在中国乡村,人与人之间界限并不分明,而是有很大的弹性空间。费老以石子投湖作比喻,说中国乡村中一个人就像是投入湖中的石子,与他发生交集的人就像水面上荡开的波纹,是一层层推开的、交错的、界限不清晰的。这个比喻也暗示了一个人所能产生的社会关系是和他自身有关的,一个有地位与声望的人往往有更大的社交圈子,一个家族也是如此。这个比喻暗示着在所谓的差序格局中,一切关系的中心是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类我们耳熟能详的句子,其实细思之下都暗藏着差序格局的思想,出发点都在自己。这也容易解释中国人一直为人垢病的“没有公德心”一说,无论是从前的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还是如今的破坏公物毁坏文物,似乎都体现着“自私”一说。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是最有人情味的,西方的孩子一到成年,就得和父母划清界限自力更生,而中国人四世五世同堂都常见。究其根本,其实无所谓好坏,而认为对方不好也多半是出于自己这方的价值考量。西方人是团体观念,但在一个团体中的个体是个个分明的,个人与团体的权利义务划分清晰,而中国人则表现的更为“黏糊”,所以许多所谓公与私分界线上的权利义务往往模糊。与格局相匹配的就是道德观念的问题。西方社会推崇的是所谓人人平等,在宗教当中神明播撒的也是无差别的博爱,因为他们的格局是如此,每个人都是隶属团体又独立存在的。而中国乡村社会中并没有一以贯之的道德观念,仁义礼智忠孝这些都是存在的,但在具体应用时还要考虑对象是谁。“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仁在其中矣”,这些道德观念还要受着身份地位关系的限制而考虑具体的应用。再说得直白一些,这些波纹也有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称谓,“礼”。所以费孝通先生说,许多人以法治与人治来区分东西方的法律观念,其实是不准确的。首先,法治与人治本就是不可剥离的,法律自身无法宣判,人也不可能作出毫无依据的判决;其次,如果一定要下结论,中国的乡村社会更接近的是“礼治”。

  乡土社会另一种常常为人垢病的观念是所谓的“重男轻女”,而乡土社会中许多东西的传承是依赖血缘的,相应的,也就出现了所谓的“传男不传女”(这倒是对费老作品开篇第一句话的一个极好脚注,因为这种思想至今也没有被消除)。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女性在生理上的弱势会被放大,女性的社会分工也更有局限性,而乡土社会就是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一个家族的划分,是按照男性一脉的,出嫁的女儿并不能算作娘家人。而女性既然不被重视,相应的两性情感也会被忽视。在乡土社会中,男女的结合更多是一种任务而不是出于感情需要。通俗地说,就是一个大家族需要有人打理,夫妻更多是一种合作关系,而男女的匹配也多半是由于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为正像前面指出的,乡土社会存在的是差序格局,一个团体并不具有分明的界限,一个家族也不存在分明的界限,“一表三千里”并非戏言。因此,西方在一个家庭只有两名成员的情况下,男女的感情基础显得尤为重要,而在乡土社会中,所谓的爱情是一个基本不被考虑的因素。这与中国人不擅长表达感情也可以互为对照。

  最后一部分费老提到的是权力的问题。与压迫式的横暴权力或者更具现代意义的同意权力不同的是,乡土社会中还存在的是一种教化式的权力。费老论证不存在横暴权力的逻辑链是,权力本身并没有特殊的吸引人的性质,一个人之所以要争夺权力,为的是权力背后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的来源则一定是被统治者满足自身基本需求后多余的经济利益,而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并不存在满足需要的经济基础。换言之,在乡土中国,压迫式权力是没有价值的,以史为鉴,行的朝代往往短命。而同意权力建立在人人在默认某些原则的基础上向一个团体或一个社会让渡一部分自己的权力,更偏向现代西方社会的契约精神。在中国,虽然中央政府是存在的,但囿于各方面的限制,在大多数乡村其实是一种“天高皇帝远”的状况。而每一乡多有德高望重之人充当地方管理者的角色,他们一般是些乡绅、族长之类,依靠着礼治与教化维护乡村的统治。因为乡土社会的结构是相对稳定的,所以一些固有的观念、习俗得以在代际间一直流传下去。

  《乡土中国》并不算通俗,我一边看一边与我自己的经历相对照,每每惊叹于作者从纷繁现象中化繁为简提炼概括的能力,而代价当然是牺牲一部分的通俗性。一个概念变得抽象以后,需要展开想象的就是读者了,读者需要把概念代入具体情境去尝试还原和理解,一本书从写成到被阅读完,是一个严谨而需要心力的过程。社会学是一门科学,是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和考察研究的学科,而其中的乐趣就是可以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待我们身处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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